“”起源研究述评

2022年10月16日 by 没有评论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的发动。

但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原则化、简单化了。30年来,诸多学者齐心同力,从各个角度对“”的起源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结束以来,对其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轫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到1985年底结束。由于当时处于“”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从政治上对“”进行总体反思,对其予以定位。

围绕着学习宣传《决议》和彻底否定“”的教育,全国出现了在理论上探讨“”性质、起因、危害的研究热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的文章,相继出版了十几本否定其的专集,并且出现了大量以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文学”。“”时期的资料也得以汇编成册,如中国人民政治学院训练部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时期)》(1983年内部发行)。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来自中央党校、高校、军队院校以及理论界的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数文章是对《决议》概括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尚未突破《决议》中对“”起因的阐述。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起源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其如何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朱元石的《“”发生的原因和教训》①,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发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刘志建的文章《历史的合力是“”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②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任严波在《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③一文中,对1986年之前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第二阶段是活跃阶段:1986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对“”起源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探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这一阶段“”起源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

这一时期,有关“”起源的专著和专题性论著也陆续问世:高皋、著《“”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史专著;比较权威的专著是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资料性书籍也出版了多种,如:《“”研究资料》(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主要有:[英]罗德里格?麦克法夸尔著《的起源》(全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的中国及后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阶段对“”起源的研究,加强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开始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共运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讨发生并延续10年之久的原因。影响较大的观点有:金春明在《“”史稿》中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或“三个恶性循环”的观点、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错误趋向压倒正确趋向说。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10种说法。④

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1996年至今。“”结束20周年以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

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建国以来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传》(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史”的史源。“”研究专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简史》(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的一些回忆录、遗稿、日记、文学作品、访问纪实等,以及“”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手抄本、知青诗歌集)等,也陆续出版。这些都是由“”中的当事人撰写成的,这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在海外华文世界中,也有一些“”研究的专门资料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库光碟》(主编:宋永毅)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该光碟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起源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在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在互联网上,关于“”起源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关于“”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在海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起源的研究由“权力斗争说”发展到“社会冲突论”、“两个说”,即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下层的群众利用“”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有人把后一种斗争说成是“反抗的斗争。”国内学者普遍不认同“两个文革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上层权力斗争说”的变种,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⑤金春明撰文指出:“”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中群众的抗争与反抗所谓“”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⑥

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⑦对“”起源的研究,要努力全面观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尽可能地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

虽然一直有研究者认为不应把“”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置于“”的主角的地位。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为什么要发动“”,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个层面是为什么采取“”这种独特方式;第三个层面是个人何以能够发动“”。

1.思想认识缘由。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⑧无疑,的思想认识对“”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⑨陈东林指出从1964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⑩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叶昌友指出,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导致了“”的发动。{11}魏宪朝撰文从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12}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13}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14}

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后,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5}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16}

2.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发动“”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其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17}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18}

3.实践决策失误。有论者认为,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19}想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21}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1958年成都会议上,指出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两种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22}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23}

另外,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任何人都阻止不了。{24}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观点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25}

为什么要发动“”是“”能够发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个人何以能够发动‘’”?探讨“”的起源,必须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进行深入考察。

1.经济原因。由于“”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空幻的“左”倾经济思想。研究者认为,以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26}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27}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8}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29}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30}

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导致“”发生的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的根源。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31}

2.政治原因。“”是一场政治性动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

政治体制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准备了“”发生所必须的条件。{32}张明军的《误区的代价》一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33}

法制建设方面。有论者指出,“”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的发生,反而成为了“”的基本条件;{34}“”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爆发的最后屏障。{35}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爆发的社会基础。{36}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37}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斗争、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38}

体制弊端同“”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认为“”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3.思想文化因素。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个人崇拜、“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9}有文章以“”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的社会根源。{40}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化约、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41}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的发动做了准备。{4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这是“”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43}

4.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的发生,除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外,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研究文章大多着眼于中苏论战的探讨,中苏公开论战,促使中国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为“”的发动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44}“”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5}另有学者综合分析了苏联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的爆发。{46}

国际运动对“”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47}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48}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49}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50}

有些学者从冷战的国际背景探讨“”的起源。张化指出,“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51}牛大勇撰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冷战与“”起源的密切联系。{52}

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的作用。{53}

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领袖的个人因素和客观的历史现实,其深层根源则必须向社会历史的深层追寻。

一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54}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的发生埋下祸根。{55}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封建思想残余在我国现代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个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与“愚忠”相提并论。{56}将“”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

二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发展。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席宣、金春明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的泥潭。{57}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指出,“”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有论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探讨“”的起源。“”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中窥见端倪,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58}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59}

2.社会心理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60}此外,《“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高鉴国、李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邸彦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等文章,也从领导或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了“”的发生。有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前诗词入手,对“”前的心态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发生的原因。{61}

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客观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的态度和响应。另有学者通过“”时期群众变态心理的剖析,指出正是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62}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指出,“”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63}

3.现代化社会转型。近来学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的问题,把“”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一些学者提出,应研究发动“”所关注的问题,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64}对“”与现代性的研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来研究,认为“”是一场谋求中国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二是认为“”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的道路走下去,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65}此类观点在“”研究中已逐渐式微。

总起来看,“”的发生,不是某一方面因素唯一作用的结果,而是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最终导致了“”的发生。所有这些思考,有助于人们拓宽研究的视野,更加客观全面的揭示“”的起因。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事件”,按理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与“历史”是远远不成比例的,通观30年来对“”起源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研究态度上历史细节关注与宏观研究把握不当;二是研究机构、人员与史料的欠缺及不足;三是研究理论方法的匮缺。

总之,对“”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怎样合理吸收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如何合理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⑤刘志男:《“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会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⑥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的定性研究》,《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⑧:《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⑩陈东林:《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的起因和特点》,《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1}叶昌友:《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的发动》,《安徽史学》2005年6期。

{12}魏宪朝:《试析的社会主义观与“”的发生》,《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3}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石仲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权利”和对它的误解》等文章。载于《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林蕴晖:《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的发动》;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等文章,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5}王青山:《的晚年忧患和》,《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6}连儒来:《的理想世界与“”的发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7}{55}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53~254页。

{18}魏绍馨:《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

{19}王海光:《“”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0}{34}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起因的探讨》,《工人日报》1986年11月21日。

{21}{30}王年一:《“”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

{22}王年一:《试论“”的由来》,《红旗》内部文稿第30期。

{23}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4期。

{24}朱元石:《“”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

{25}席宣、金春明:《“”简史》,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26}邢燕芬、李振生:《“文革”爆发的经济根源新探》,《理论教育》1988年12期。

{27}李南熏:《旧经济体制模式是“”发生的经济原因》,《理论内参》1986年第2期。

{29}{38}{56}张化:《关于“文革”时期党史研究综述》,《党史研究》1988年5期。

{31}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的发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5期。

{32}郑谦:《从“”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35}张明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宪法运行制约机制与“文革”的爆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6}李安增:《“”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7}柳建辉、郑雅茹:《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的发动》,《理论学刊》1989年第4期。

{39}张明军:《试论“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0}王元周:《“”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的社会根源》,《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1}刘晓:《意识形态与》,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

{42}李振霞:《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与“”的发动》,《新东方》2001年第2期。

{43}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44}参见刘兴先:《中苏论战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周敬青:《中苏论战与“”的起因》,《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

{45}虞文清:《中苏论战与“”气候的形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6}邢和明:《“”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7}朱元石:《“”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张天义:《“”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福如:《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48}张化:《关于“”时期党史研究综述》;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的定性研究》等文章。

{49}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50}谭凝:《试谈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的发动》,《国际运动》1988年第3期。

{51}{64}张化:《二十年后对“”的再思考》,《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2}牛大勇:《冷战与中国“”的起源》,《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5期。

{53}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的发生》,《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7}席宣、金春明《“”简史》,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58}郭艳:《中的政治变迁与的起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9}杨凤城:《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0}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发生的心理学分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

{61}李正春:《“文革”前心态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62}路宁:《“”时期群众变态心理剖析》,《争鸣》1989年第2期。

{63}黄岭峻:《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关于“文革”运动扩大化的政治心理学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

{65}崔之元:《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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