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锻造者

2022年10月9日 by 没有评论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先驱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确立,并承载于他们的思想理论、价值信仰和革命实践之中。李大钊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和陈独秀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在此过程中,李大钊身上凝结的精神品质及政治品格等,最大限度地诠释出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李大钊的六个“表率”,即“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表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这六个“表率”概括了李大钊在创建中国前后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质,而伟大建党精神正是这些精神品质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作为建党精神形成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李大钊主张“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率先在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便信仰坚定直至为其献出生命。李大钊“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把个人追求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他曾隐喻表达了创建中国的初心,“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他的《牺牲》一文,既是他人生观的表述,又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使命,用生命诠释了担当和誓言;《狱中自述》更是他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最好见证。总之,李大钊不仅“对中国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更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锻造和形成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课题和现实任务。正是在民族危难之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以拯救国家为己任,努力探索国家民族出路。

面对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及诸多学说流派,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纲领和正确的思想指导。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他盛赞十月革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还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在与各种主义和思潮的碰撞激荡中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拯救中国的导星”。

李大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便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行动中去,积极寻找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接触到服膺马克思主义,彰显了李大钊高度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涵养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理论渊源。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二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中国组织的问题,即党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领导建立了北京的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呼吁中国应“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能肩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当各种条件成熟以后,中国应运而生。

党成立后,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至1924年,他多次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代表中国与孙中山会谈,为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一大以后,他担负起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职责,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和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

李大钊的革命实践,既具体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中所包含的真理、理想、初心、使命、牺牲、斗争、忠诚、为民等价值追求和核心要素,也生动描绘了伟大建党精神锻造和形成的轨迹,既揭示了中国精神谱系的历史源头与起点,又蕴含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内涵与历史延续,彰显了中国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锻造提供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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